讯问强制性

讯问具有法律强制性，它对双方都是需要的，这是法律区别于道德等规范的必要条件。法治社会是一种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要想同道德秩序一样人皆自觉自愿地遵循是不现实的。法治社会没有法律强制性保障，也就没有法律规范的地位。



  讯问强制性是由其法律性对话所派生的本质属性，没有强制性也就没有其法律性。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讯问在法律环境中，客观地具有因其案情的不同、强制措施的不同、证据条件的不同等而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法律对话的现实性，趋向于其体现的客观价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讯问具有法律性，这法律不仅仅针对涉案当事人，同样也起到约束讯问主体的作用。比如刑法明确规定讯问人员不能对当事人搞刑讯，违反这一条就可能涉及刑讯逼供罪，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明确指出讯问不能进行刑讯逼供，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不可以使用。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双重保障使得刑讯逼供对案侦人员而言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这线对他们的强制性同样内蕴在法律强制性中，它们和讯问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对讯问强制性也应该作如是观。



   作为法律强制性的一个分支，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的强制性，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外在可见的执行强制措施等强制手段，它们具有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力。这种原始暴力的遗迹，我们称之为外在的强制性。它所强制的是涉嫌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现有的刑事强制措施有五种，其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使用中，需要遵循与案情“相适应”的原则选用。另一种见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即不以被告人是否供述来定罪的强制力，没有口供，其它证据确实充分形成证据体系的，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处以刑罚。这种强制力，是建立在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庭审制度等基础上的强制性。这是一种现代司法文明的表现，我们称之为内在的强制性。它强制的是涉嫌当事人的内心，即其对承担刑事责任后果的考虑。这种强制性，对侦审之初的嫌疑人往往是间接的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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