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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春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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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其他规定有：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第4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坚持宽严相济、确保社会稳定的要求，明确“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根据这一精神，笔者认为在刑事案件特别是有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中，法院在量刑时因被告人主动赔偿而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并不是对法律的僭越。
一般认为，定罪量刑可分两个层次，首先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决定判处该犯罪分子一定刑罚，这一层面由法律明确予以规定。其次，综合考虑该犯罪分子的酌定情节，如真心悔罪，对被害人家属给予物质赔偿，使得其造成的危害结果在程度上得以减轻，从而在第一层面的定罪量刑上予以适当的调整，也于法有据[南京律师热线84110110]。
事实上，定罪量刑的情节有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作为被告人或其家属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可作为法官自由裁量范围内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但这并不等于酌定情节的适用没有法律依据。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非刑罚处罚措施)、第五十二条(罚金数额的裁量)、第六十一条(量刑的根据)及第六十三条第2款中所称的“犯罪情节轻微”、“犯罪情节”、“情节”或“特殊情况”，均包含了酌定量刑的情节。另外，分则中一些“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或“情节恶劣”等条款中，也蕴含了酌定量刑情节的因素。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当然可以作为一个酌定因素，从而在定罪量刑中起作用。
现行的刑事责任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责任，犯罪人通过接受惩罚承担了抽象的责任，却逃避了现实的具体的责任，即面对被害人，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向被害人道歉并提供赔偿，寻求社会成员谅解的责任。无数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当刑事政策作用于人、使人产生积极的情感反应并影响其未来行为时，刑事政策才能收到其预期的功效。刑事政策合乎情理，是使刑事政策对作用对象产生积极的情感反应的关键。
犯罪在形式上直接表现为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夹杂着严惩情绪对立的一种社会冲突。刑事政策的任务就在于消解这种社会冲突，而能否消解的关键在于能否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直接对立的利益冲突中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利益的平衡点首先表现在通过公正的刑事追诉程序给予犯罪人应得和惩罚，使被害人的报复欲望和正义诉求通过公正程序以及适当的惩罚得到满足，从而缓解被害人的复仇心理，强化其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其次，利益的平衡点还应当表现在通过建立合理的刑事被害人赔偿机制，补偿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害，从而也给犯罪人一个直面悔罪、重新做人的机遇。
宽严相济以法院对个案的公正裁判为基础。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对于“宽”与“严”加以区分，这是基本前提。因此宽严相济是以区别对待或者差别待遇为根本内容的。当前，刑罚个别化越来越受关注。刑罚个别化最根本的立论依据在于刑罚动用的目的不只是惩罚，而更应关注预防，要从行为人个体动因、行为方式等，考量行为人行为性质、恶性、可改造性，从而在罪刑法定前提下对行为人施以不同刑罚。在个案中，行为人主体、行为方式、危害程度等各有不同，刑事犯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法院欲达到“该严当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的刑事政策要求，就必须综合分析每一具体犯罪行为的犯罪构成，犯罪的诱因，犯罪造成的危害结果，以及是否存在法定从宽从重的情节，是否存在酌情从轻从重的情节等因素综合权衡以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准确地定罪量刑[南京律师热线841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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